孝道:中国传统人本主义文化的核心

 
孝道:中国传统人本主义文化的核心
         
王彬林
  
   
    纵观历史,孝道的思想和传统,始终统领着几千年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人本主义文化,始终以人为中心,孜孜不倦地探讨人的生生不息之道,尤其是伦理之道,其目的是教导人们如何做人处世,谋求家庭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探讨的起始点是根植于血缘关系的尊祖,从而使尊祖成为伦理道德的核心,而尊祖的核心是尽孝。在宗法社会里,孝道不仅是社会细胞——家庭的稳定器,也是维系以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宗法等级制社会的纽带。强化以孝道为核心的伦常关系,是天下大治的基本前提,是保障封建政治制度得以巩固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古代知识精英,尤其是儒家精英,无不关心道德价值,研究伦理问题;统治者们,无不重视推动伦理道德建设,从而使孝道从最初的经验形态转化为观念形态,上升到哲学层次,成为人之本,成为家族主义的凝合剂,封建政治体制的内在原则,宗法文明的理论结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孝道文化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对修身养性、融合家庭、敬业报国、凝聚社会、塑造文化等多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具有整观和谐的辩证人本主义的特色,能够同化无数外来文化,能够连绵不断、经久不衰,成为古代世界文明延续至今的唯一的古文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孝道文化。
   
    一、源于血亲的孝道,是一切社会联系的轴心
   
    从孝道文化的孕育和发展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原始氏族时期,社会的运行是靠尊祖为支柱的伦理道德维系,道德楷模、族长权威是部落机制运行的有力杠杆。由于传说中的夏代将禅让制变为子传制,中国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没有出现象西方那样瓦解氏族公有制、实现全社会私有化的革命环节,而是以维新的方式,直接进入国家形态。于是氏族公有制被“国有”“公有制”形式所代替,建成的是与氏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宗法社会,尊祖重德的传统心态被延续下来。
   
    被延续下来的尊祖重德习俗,随着社会文明的进化,逐渐升华为宗法社会一以贯之的孝道。到了周代,孝的观念明确形成。周人以德配天、以孝配德,从传统的祀祖之制中总结出孝的观念,是认识上的一次突破性飞跃。
   
    孝的原意是安尊承老。《说文解字》:“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逸周书》:“五宗安之曰孝,慈惠爱亲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可见,孝的实质是尊祖,是后人继承前人,体现出在人类生生不息的链条中源与流、本与末的血缘亲情关系。因为先有人永恒不息的纵向联系的衍生路线,才有了一切现实社会活动,有了纵横关系交错的人类社会历史,有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因此,中国人很看重天伦,认为这是一切社会联系的轴心,从而把“人"归结为诸种联系的总合。在此基础上,逐步开拓出独具特色的中国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文化。
   
    由于中国是用维新的方式把原始社会拖进文明社会,因此在孝亲尊祖的意识中难免带有原始长老的遗风,包括尊重以往的经验和遵从实际掌权者的意志。于是,孝的观念被顺理成章地引入以家族制为特征的国家体制中,催化为忠君,催生出重权尊上的政治伦理,忠君与忠父成了一个概念,以至忠君大于忠父。具有多重含义的孝观念弥漫日甚,孝的精神(包括伦理精神和政治精神)逐渐积淀为人们的社会精神。在先秦百家争鸣的学术论辩中,尽管观点各异,但在孝道的认同上却是一致的,差异只是各自对孝道论述的着眼点和侧重点的不同。
   
    最重视孝道并形成系统理论的莫过于儒家。儒家的开山鼻祖孔子的《论语》中,就有不少是直接或间接论述孝道的,构成孝道理论的初步框架。孔子的思想体系是仁,而仁思想体系的核心又是什么呢?按照孔子的说法是孝——“孝悌也者,是为人之本欤。”(《论语.学而》)。
   
    在儒家学者论证的基础上,大约在战国末期,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孝经》。《孝经》设置十三章,其要点可归纳为:                      
   
    (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不是他自己,而是前人生命的延伸。
   
    (二)孝为德之本,孝道始于事君,中于事亲,终于立身。
   
    (三)孝与社会的等级制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各有其具体的尽孝准则及目标。
   
    (四)孝为“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因此属于天经地义的层次。
   
    (五)必须“以孝治天下"。
   
    (六)“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孝作为最高的道德规范,它首先适用于君主本人。
   
    (七)“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孝是法律所保护的最重要的社会客体。
   
    (八)孝敬是教育的目标,礼.乐是推行孝治的“要道"。
   
    (九)孝的精神可移于“顺长"“治官"。
   
    (十)孝不等于无原则地顺从,要做“争臣"“争子"“争友",以避免亲人“陷于不义"。
   
    (十一)孝能感应鬼神,孝心“无所不通"。
   
    (十二)料理好丧事是孝的最终环节。
 
    《孝经》把儒学原则最终归结为一个孝字,仁在儒学中的突出地位让度给了孝,早期儒学那种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依照历史发展的需求,顺着自身内部的理论逻辑而被彻底地宗法化了,因而成为中国宗法文化的当之无愧的宗主。特别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孝经》一直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和推崇,对中国传统文化发挥了深远的影响,堪称是中国宗法文化与家族主义传统的根本经典。
   
    沿着这条认识路线,孝道精神不断被强化、拔高。宋明理学家们把天地自然、国家君长,统统用宗法关系、孝道精神来理解、贯穿。甚至断言,动物也知道尽孝,如 “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等,从而把孝的原则泛化于天地之间,承老、尊祖被上升到了天理的高度。明清之际最有“现代”意识的哲学家王夫之,进一步把孝的精神拔高为“理之至一者”,即天理的核心之理。认为人们只要推仁孝就可以处理好一切人际关系,就可以认识“天理”和“天地之德”;只要能孝待父母,就必能明白全部的“天人相继之理”;只要以孝立言,就能“辟佛老之邪迷,挽人心之横流”。至此,传统孝道被抬高到无所不能,无以复加的地步。
    
    二、孝为德之本:个人修养要从孝爱父母做起
    
    中国传统伦理中的孝,就其本意是非常简单的,《说文解字》谓“善事父母”。但经过儒家学者的阐述,使传统孝道文化成为一个复合概念,既有文化理念,又有制度礼仪,且与政治有密切的联系,其含义变得极为深广,内容变得极为丰富。《孝经》一开始就提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孟子则把孝与“天下平”直接挂钩:“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孝有如此大的功效,故汉唐以来,有一条选拔人才的不成文规定,即: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按照儒学的论述,孝道涵盖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用曾子的话说就是:“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礼记·祭义》)总而言之,为人子女者,尽孝乃是终生大事,在时间上为一生的事,在空间上是一切的事。
   
    中国孝道不只限于理论,它更注重实践。在中国古代典籍里,对行孝提出许多具体的要求,甚至对不同身份的人提出不同的要求。比如,《孝经》里就提到有天子之孝、诸候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五等之孝。虽然孝对不同社会地位之人的要求有所不同,但最基本的要求是一致的。仅就子女敬养父母而言,最基本的要求概括起来就是:守身、敬亲、奉养、侍疾、不辱、立身、谏诤、善终。 
   
    1、守身。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孟子·离娄上》)行孝首重守身。《孝经》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是每个行孝之人的责任。孟武伯问孝,孔子答道:“父母惟其疾是忧。”(《论语·为政》)意思是说,爱护自己的身体,不要让父母为自己的健康状况而忧虑,这是尽孝的要求。
   
    2、敬亲。中国传统孝道的精髓在于提倡对父母首先要“敬”和“爱”,没有敬和爱,就淡不上孝。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也就是说,对待父母不仅仅是物质供养,关键在于要有对父母的爱,而且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真挚的爱。没有这种爱,不仅谈不上对父母孝敬,而且和饲养犬马没有什么两样。同时,孔子认为,子女履行孝道最困难的就是时刻保持这种“爱”,即心情愉悦地对待父母。
   
    3、奉养。要从物质上供养父母,即赡养父母。“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养。”(《吕氏春秋·孝行》)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儒家将“养”看作是行孝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重要的内容。“生则养”,这是孝敬父母的最低纲领。提倡在物质生活上要首先保障父母,强调老年父母在物质生活上的优先性。
  
    4、侍疾。老年人年老体弱,容易得病,因此,中国传统孝道把“侍疾”作为重要内容。侍疾就是如果老年父母生病,要及时诊治,精心照料,多给父母生活和精神上的关怀。
   
    5、不辱。凡事都要做得对得起父母,不使父母因自己而受到羞辱。《孝经》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孝经》)这是每个人必须有的心态。
  
    6、立身。《孝经》云:“安身行道,扬名于世,孝之终也”。这就是说,做子女的要“立身”,并成就一番事业。儿女事业上有了成就,父母就会感到高兴,感到光荣,感到自豪。终日无所事事,一生庸庸碌碌,乃至胡作非为,这也是对父母的不孝。
  
    7、谏诤。 由于中国孝道强调尊亲,强调父母的权威,以致出现“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论调,要求子女对父母惟命是从,由此引出历史上许多“愚孝”的悲剧。其实,从古代典籍来看,中国古人并不鼓励这种“愚孝”。在正统的思想中,子女对父母的谏诤也被视为孝的表现。当父母有错时,子女必须加以阻拦或劝谏。《孝经》谏诤章指出:“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於父”。也就是说,在父母有不义的时候,不仅不能顺从,而应谏诤父母,使其改正不义,这样可以防止父母陷於不义。
  
    8、善终。 《孝经》指出:“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善终”是尽孝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孝道中重要的内容。樊迟问孝,孔子答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可见,“善终”是孝道中的重要内容,关键是做到“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而不在于排场奢华。从孔子的言论看来,他对人死后的情形并不关心。他曾言:“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但后人却给它蒙上了厚厚的迷信色彩,使葬礼、祭礼不再是一种单纯哀悼、纪念的礼节,而成为一种显示荣耀乃至极度迷信的鬼神崇拜。
 
    在儒家学说中,仁是为善之纲,一切善德皆归于仁,其中最根本的是孝。“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章》)个人修养要从孝爱父母做起,人要先爱其亲,然后将同样的爱推及兄弟,再推及所有的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也(《孟子·梁惠王上》)。进而推及至交友、莅官、忠君。也就是说,人们只要以孝立言,推仁孝之爱于各个方面,就可以处理好一切人际关系,就可以认识“天理”和“天地之德”,从而更好地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剔除其中宗法封建社会制度的糟粕和某些认识上的片面性,这些思想对当今弘扬孝道文化,加强道德建设,仍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三、一把双刃剑:传统孝道的双重性
   
    孝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中国文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内容和特定的外延,渐次积淀和融化为中华民族的心理情感,成为一种永恒的人文精神、普遍的伦理道德,对构建中华传统人本主义理论体系,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它毕仅是农耕经济时代的产物,又是延续了数千年宗法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历史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既有合理的内核也有过时的内涵。这种双重性影响又往往纠葛在一起,好比一把双刃剑,难以断然割裂,必须历史的辨证的分析。诸如:
   
    ——敬祖重宗的孝道精神,广泛体现在民俗民情的各个方面,从宏观上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如重视姓氏、祖坟、宗谱(家谱)和宗族辈分关系的称谓;看重孝的名声,没有人愿意背“不肖子孙”和“民族败类”的骂名;“血浓于水”和寻根认祖是中国人的普遍情结,即使远在天涯异邦也不例外。从消极方面讲,它使人眼光、胸襟易受制约,人情关系、传统观念不易冲破,移风易俗步履维艰。上世纪后期以来,已经被淡化了的农村家族势力的抬头、墓葬奢华的泛滥,以及一些陈规陋俗的死灰复燃以至变本加厉,就很能说明问题。
   
    ——孝的实质是向前人认同,继承前人是孝的精神的扩充和升华。延续数千年敬祖、尊古、重视前人文化理论成果的经学传统,完整、有效地保护了历史遗产,有力地维持了民族文化的承续性,使中华文化以其特有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发展而著称于世。另一方面,在经学传承中,又使尊祖孝道日渐泛化为崇古、复古、托古之道,后继者对古“圣贤”的“经”(包括根据传闻整理的典籍)只是“述而不作”、注解释古,在“述”“注”中加入自己的见解,而且往往要用托古先哲的名义加重自己“立言”的权威感。如此这般,实际上是把前人的学说当成了终极真理,包含了巨大的历史惰力,压抑乃至抹煞着后继者的学术个性,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严重制约着理论创新的兴趣和动力,羁绊着中国历史的前进步伐。这种传统影响的幽灵至今犹存,只是表现的形式和影响的程度不同罢了。
   
    ——传统孝道发轫于血缘亲情,立足于家庭,由近及远,推仁孝于他人,渐次推演于国家天下,形成处理纵横人际关系、维护社会有序运行的道德规范。可见,孝道是道德的核心,道德是放大了的孝道。德是善(凡对人有益的就叫善)的升华,至德就是至善。以求善为主旨的伦理道德观符合人们重生敬祖的普遍心理,天然地具有敬人为本、敬神为末的无神论倾向。中国人的敬神,实际上是敬祖,对祖先的崇拜代替了对神的崇拜。人伦道德凭借崇祖情结就能代代传承,无需借助神的意志来推动。所以世界三大宗教无一产生于中国,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无不深深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而且无法全面推开,只能在局部人群中产生有限影响,且与其原教旨明显不同,实际上被中国化了,传入越久,化得越多。由此可见,我国传统孝道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巨大的人格品德的塑造力、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吸收改造外来文化的融合力。但是,由于以人为本位的传统思路囿于就人论人的惯性,有明显的重道德轻智慧、重人理、轻物理的倾向,缺乏足够的科学精神,因而难以孕育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即使对人本哲理的研究,也基本局限于对古先哲经验感悟的整理、诠释、拔高上。这不能不说是导致我国中世纪以来日渐守旧、落后的原因之一。其一。其二,以孝为核心的道德观强调了人的联系性、群体性、社会性,突出了人性、人权的总体考量,有利于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但却相对忽视了自然人的独立性、个体性,这既不利于个人独立人格的培养、聪明才智的发挥、个性的合理释放,也不利于抑制虚伪道德的作祟和双重人格的形成。时至今日,上述消极影响,还在不同程度上约束着人们的思想。
   
     ——强调各级官员率先尽孝,克己正身,以孝治天下,是孝道文化的重心所在。被奉为群经之首的《孝敬》,大量篇幅是论述“以孝治天下”的意义、要道以及天子、诸侯、卿大夫与士阶层履行孝道的规范。“以孝治天下”,就是以爱民、亲民、安民和为民谋福祉的情怀,广施“仁政”。施“仁政”的前提是施政者要正其身。如孔子所说:“为政之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朝政”败坏,天下乱套,百姓遭殃,根子就在于执掌权柄者贪欲丧德行无道。这些古训精髓,一万年也不会过时。
   
     ——传统孝道思想及其相对应的礼制名分是与封建宗法社会的等级制度和政治体制相配套的,在统治者权利意志的支配下,实际上成了“治人”的工具,不可避免地包含了种种不平等、不公正、愚民、守旧的糟粕。如处理君臣、父子、夫妻关系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约法妇女的“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和针对已嫁妇女的“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口舌,去;窃盗,去。去,就是扫地出门),类似于“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孝敬》)的戒规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的说教等。显然,愚民的说教,毫无可取之处;“三从”“七去”无异于把妇女视同奴隶任由摆布,近乎残忍,自当抛弃;一味固守于先王之法、之言、之德,不敢越雷池一步,社会如何发展,历史如何前进?这些该死的东西,未必全部死绝了,一不小心,就会阴风出穴,使出余威。至于“三纲”,剔除封建宗法制度不平等的社会属性和早已废除了的君臣制,其所依据的处理父子、夫妇人伦关系和上下级政治伦理关系的普遍原理——各守其位,各尽其责,各要像各的样子,则是任何社会保障家庭和睦、社会管理有序进行,必须面对的共同话题。
   
    以上所述,并非传统孝道文化双重性的全部,所举例证未必恰当;限于篇幅,也未必都说清楚了。其中的长短优劣,并非“非此即彼”那样简单,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采取机械分割法,难免会误入某些迷途。
   
    领会孝道文化,应当和领会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从哲学层次讲,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道、法,主峰是儒家和道家,中流砥柱是儒家。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显赫的学说流派,儒与道互补,共同构成中国本土文化的核心与灵魂。法家的学理基础是儒与道的奇特融合,理论基石是法、术、势。因为法家学说务实可行,已全盘转化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形态。历史地辨证地吸取儒、道、法的长处,摒弃其相对不足,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中华人本主义文化的精髓,弘扬具有亲和张力的孝道精神。
   
    无论如何评价我国传统的孝道文化,都不可否认其更多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随着中国文明社会的发展进程,孝道文化已经渐次积淀和内化为中华民族的心理情感,成为一种永恒的人文精神、普遍的伦理道德、广泛认同的普世价值。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孝道也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形成现代人际关系和谐、家庭和睦、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增强在国际舞台上大度包容、人性关爱的软实力,促进中华大融合的价值渊源。如果把开创性地大力弘扬孝道文化的优长,作为重塑与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德文化体系和体现时代精神的伦理精神的最佳切入点和出发点常抓不懈,必将对更好地构建和睦家庭、和谐社会,激发全民的爱国敬业精神,加速包括敬老养老在内的各项经济社会事业的全面、谐调、可持续发展,实现民族崛起、人民富裕、国家强盛的宏伟目标,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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